都铎王朝初建就面临着重组贵族等级以稳定国家政治的任务，对敌对派贵族的镇压和对新贵族 的提拔遂成为都铎诸王的重要政治策略。亨利七世(1485—1509年)、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一 脉相承，出于削弱世俗贵族政治权力和军事特权的目的严厉镇压敌对派贵族，并实行严苛的封爵政 策，在客观上加速了世俗贵族职能非军事化的倾向。1504年颁布的《取缔家兵法规》规定：凡是豢养 家兵的人均应在星室法庭受审，一经“供述、审讯及验明证据确凿后”即可定罪，以法律形式剥夺了 世俗贵族的传统军事特权。至于亨利七世打击贵族的铁血政策，一位驻英国的威尼斯观察家曾写 道：“在过去的20年中，有3位具有王族血统的王子、4位公爵、40位伯爵以及三百多其他人死于暴 力。”到亨利八世，仍继续处死潜在的王位继承者和争夺者，且增设了具有解散贵族亲兵、收缴武 器等权力的郡督一职，监视各地军队和贵族，直至伊丽莎白女王时郡督权力仍得到法律认可，世俗 贵族的势力已每况愈下。除此之外，亨利七世、亨利八世这两代君主还利用罚款、法庭罚金等封建 特权从经济、法律上制裁不安分的贵族，趁机没收敌对者的领地和财产，将遏制反对派贵族同聚敛 财富相结合，使王室的政治权威和经济实力均得以增强，为其更有效地继续削弱贵族奠定了基础。 其中褫夺产权法的实施较为广泛，仅亨利七世一代就有138人被褫夺产权，13人是位在乡绅之上 的贵族。亨利八世也是雷厉风行，代表性事件是1523年褫夺了白金汉公爵之产权。国王或许在 适当时机会归还部分产权，但被褫夺的贵族要想重新获得原有产权却并非易事。作为政治控制 的一种手段和“缓刑”机制，国王靠褫夺产权获得了价值巨大的地产和有形动产，如仅褫夺威廉姆 斯·斯坦利爵士一例，亨利七世就获得了价值高达9062英镑的现金和珠宝。此类措施的实施， 因此投资地产尤其是圈地养羊极为有利可图，贵族、乡绅、自耕农和商人都卷入到了土地投资的旋涡 中。在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下，拥有地产的新旧世俗贵族逐步改革旧式的经营策略和模式，重视地产 的开发与投资，英国因而出现了许多新式农场和一批与资本主义化密切联系的“土地”贵族。 当然，地产投资并非世俗贵族的唯一选择，他们也重视工商业等新兴获利领域，在采矿、冶金、建 筑和酿造等行业以及当时的各类行业公司中均可见到这些企业主或冒险家的身影。伊丽莎白时期 最富有的贵族——第四代诺福克公爵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其收入除高达6000英镑的领地年收入租 金外，还有巨额的工业、商业和直接经营农业的收入。在远洋贸易投资者中，同样也有很多上层贵 族。据拉布的研究，1575—1630年间，在特许贸易公司与贸易组织的成员构成中，“商人”占了73．5％， 绅士占9．3％，骑士占9．9％，世俗贵族人数为179人，占总人数的2．8％，在已明确阶级成分的人数 中占了3．5％。但在拉布研究的这一时期的26个公司或贸易组织中，非商人包括贵族投资总额占该 公司或贸易组织总资本的比重在70％以上的有9个，在50％以上的有14个。贵族同骑士、绅士一 起，对这些特许公司或贸易组织的生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资本主义因素的渗透下，这些从商 贵族已开始向近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贵族转变，他们的作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英国以农本经济为 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英国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加快了英国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步伐， 也为他们在下一世纪与具有相同经济利益的乡绅和工商业者阶层联合并起而革命埋下了伏笔。 总之，从16世纪中叶开始，新的社会现实已迫使世俗贵族由以往的军事和政治身份转为屈居王 下的政府官员或商人，其传统的军事本质正逐步消失，职能趋于多样化，已由封建贵族向近代意义的 资产阶级贵族转变，这已成历史定局。